元祐三年五月一日，翰林学士、朝奉郎、知制诰、兼侍读苏轼状奏：准御史台牒，五月一日文德殿视朝，臣次当转对，虽愚无知，备位禁林，怀有所见，不敢不尽，谨条上三事如左。

一、谨按唐太宗著《司门令式》云：「其有无门籍人有急奏者，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，不许关碍」。臣以此知明主务广视听，深防蔽塞，虽无门籍人，犹得非时引见。祖宗之制，自两省两制近臣、六曹寺监长贰，有所欲言，及典大藩镇，奉使一路，出入辞见，皆得奏事殿上。其馀小臣布衣，亦时特赐召问。非独以通下情，知外事，亦以考察群臣能否情伪，非茍而已。臣伏见陛下嗣位以来，惟执政日得上殿外，其馀独许台谏官及开封知府上殿，不过十馀人，天下之广，事物之变，决非十馀人者所能尽。若此十馀人者，不幸而非其人，民之利病，不以实告，则陛下便谓天下太平，无事可言，岂不殆哉！其馀臣僚，虽许上书言事，而书入禁中，如在天上，不加反复诘问，何以尽利害之实，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书载者，心之精微，口不能尽，而况书乎？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，每事抑损，以谦逊不居为美；虽然，明目达聪，以防壅塞，此乃社稷大计，岂可以谦逊之故，而遂不与群臣接哉！方今天下多事，饥馑盗贼，四夷之变，民劳官冗，将骄卒惰，财用匮乏之弊，不可胜数，而政出帷箔，决之庙堂大臣，尤宜开兼听广览之路，而避专断壅塞之嫌，非细故也。伏望圣慈，更与大臣商议，除台谏、开封知府已许上殿外，其馀臣僚，旧制许请间奏事，及出入辞见许上殿者，皆复祖宗故事，则天下幸甚。

一、凡为天下国家，当爱惜名器，慎重刑罚。若爱惜名器，则斗升之禄，足以鼓舞豪杰。慎重刑罚，则笞杖之法，足以震詟顽狡。若不爱惜慎重，则虽日拜卿相，而人不劝，动行诛戮，而人不惧。此安危之机，人主之操术也。自祖宗以来，用刑至慎，习以成风，故虽展年磨勘、差替、冲替之类，皆足以惩警在位，独于名器爵禄，则出之太易。每一次科场，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，一次郊礼，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，而军职转补、杂色入流、皇族外戚之荐不与。自近世以来，取人之多，得官之易，未有如本朝者也。今吏部一官阙，率常五七人守之，争夺纷纭，廉耻道尽，中材小官，阙远食贫，到官之后，侵渔求取，靡所不为。自本朝以来，官冗之弊，未有如今日者也。伏见祖宗旧制，过省举人，御试黜落不少，既以慎重取人，又以见名器威福专在人主。至嘉祐末年，始尽赐出身，虽文理纰缪，亦玷科举，而近岁流弊之极，至于杂犯，亦免黜落，皆非祖宗本意。又进士升甲，本为南省第一人，唱名近下，方有特旨，皆是临时出于圣断。今来南省第十人以上，别试第一人，国子开封解元，武举第一人，经明行修举人，与凡该特奏名人正及第者，皆著令升一甲。纷然并进，人不复以升甲为荣，而法在有司，恩不归于人主，甚无谓也。特奏名人，除近上十馀人文词稍可观外，其馀皆词学无取，年迫桑榆，进无所望，退无所归，使之临政，其害民必矣。欲望圣慈，特诏大臣详议，今后进士诸科御试过落之法，及特奏名出官格式，务在精覈，以艺取人，不行小惠以收虚誉，其著令升甲指挥，乞今后更不施行。昔诸葛亮与法正论治道，其略曰：「刑政不肃，君臣之道，渐以陵替。宠之以位，位极则贱。顺之以恩，恩竭则慢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。限之以爵，爵加则知荣。恩荣并济，上下有节，为治之要也」。唐德宗蒙尘山南，当时事势，可谓危急，少行姑息，亦理之常，而沿路进瓜果人，欲与一试官，陆贽力言以为不可。今天下晏然，朝廷清明，何所畏避，而行姑息之政！故臣愿陛下常以诸葛亮、陆贽之言为法，则天下幸甚。

一、臣于前年十月内曾上言，其略曰：「议者欲减任子以救官冗之弊，此事行之，则人情不悦；不行，则积弊不去。要当求其分义，务适厥中，使国有去弊之实，人无失职之叹。欲乞应奏荫文官人，每遇科场，随进士考试，武官即随武举或试法人考试，并三人中解一人，仍年及二十五以上，方得出官，内已曾举进士得解者免试，如三试不中，年及三十五以上，亦许出官，虽有三试留滞之艰，而无终身绝望之叹，亦使人人务学，不坠其家，为益不小」。后来不蒙降出施行，切虑当时圣意，必谓改元之初，不欲首行约损之政。今者即位已四年矣，官冗之病，有增无损，财用之乏，有损而无增，数年之后，当有不胜其弊者。若朝廷恬不为怪，当使谁任其忧，及今讲求，臣恐其已晚矣。付乞检会前奏，早赐施行。右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元祐七年十月日，龙图阁学士、左朝奉郎、守兵部尚书苏轼劄子奏：臣窃谓才难之病，古今所同，朝廷每欲治财赋，除盗贼，干边鄙，兴利除害，常有临事乏人之欢。古人有言：「宽则宠名誉之人，急则用介胄之士」。所用非所养，所养非所用，此古今之通患也。臣伏见承议郎、监东排岸司林豫，自为布衣，已有奇节，及其从事，所至有声。其在涟水，屏除群盗，尤著方略。其人勇于立事，常有为国捐躯之意。试之盘错之地，必显利器。伏望圣慈特与量材擢用。若后不如所举，臣等甘伏朝典。取进止。

昔圣人之始画卦也，皆有以配乎物者也。巽之配于风者，以其发而有所动也。配于木者，以其仁且顺也。夫发而有所动者，不仁则不可以久，不顺则不可以行，故发而仁，动而顺，而巽之道备矣。圣人以为不重，则不可以变，故因而重之，使之动而能变，变而不穷，故曰「重巽以申命」。言天子之号令如此而后可也。天地之化育，有可以指而言者，有不可以求而得者。今夫日，皆知其所以为煖；雨，皆知其所以为润；雷霆，皆知其所以为震；雪霜，皆知其所以为杀。至于风，悠然布于天地之间，来不知其所自，去不知其所入，嘘而炎，吹而泠，大而鼓乎大山乔岳之上，细而入乎窍空蔀屋之下，发达万物，而天下不以为德，摧拔草木，而天下不以为怒，故曰天地之化育，有不可求而得者。此圣人之所法，以令天下之术也。圣人在上，天下之民，各得其职。士者皆曰「吾学而仕」，农者皆曰「吾耕而食」，工者皆曰「吾作而用」，贾者皆曰「吾负而贩」，不知圣人之制命令以鼓舞、通变其道，而使之安乎此也。圣人之在上也，天下可由而不可知，可言而不可议，盖得乎巽之道也。易者，圣人之动，而卦者，动之时也。《蛊》之彖曰：「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」。而《巽》之九五亦曰：「先庚三日，后庚三日」。而说者谓甲庚皆所以申命，而先后者，慎之至也。圣人悯斯民之愚，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，故先三日而令之，后三日而申之，不从而后诛，盖其用心之慎也。以至神之化令天下，使天下不测其端，以至详之法晓天下，使天下明知其所避。天下不测其端，而明知其所避，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议也。上令而下不议，下从而上不诛，顺之至也。故曰重巽之道，上下顺也（《苏文忠公全集》卷二。又见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后集卷四，《经济类编》卷一一。）。

以：原缺，据郎本卷九补。

敕具官某等：天之于人，善恶必报。朕上法天道，以爵命四方。有能忠勤，必保富贵。尔等才雄诸部，心奉本朝。审于祸福之原，明于逆顺之理。团兵宠秩，盖旌守节之坚；绝等异恩，当俟成功之报。可。

右，臣窃见先帝因夏国内乱，用兵攻讨，于熙河路增置兰州，于鄜延路增置安疆、米脂等五寨。议者讲求利害，久而不决。其一曰：兰州五寨所在崄远，馈运不便，若竭力固守，坐困中国。羌人得以养勇，窥伺间隙。要之久远，不得不弃。危而后弃，不如方今无事举而与之，犹足以示国恩惠。其二曰：此地皆西边要害，朝廷用兵费财，仅而得之。聚兵积粟，为金汤之固。兰州下临黄河，当西戎咽喉之地。土多衍沃，略置堡障，可以招募弓箭手，为耕战之备。自开拓以来，平治径路，皆通行大兵。若举而弃之，熙河必有昼闭之警，所谓借寇兵，资盗粮，其势必为后患。此二议者，臣闻之久矣。然以夏戎背畔，虽屡有信使，而未修臣职。未请侵地，则弃守之议朝廷无因自发。今闻遣使来贺登极，归未出境而使者复至，讲和请地必在兹举。虽庙堂议论已得详熟，而小臣忧国不能嘿已。辄尝覈实其事，以为前件弃守之议，皆非妄言，然而朝廷当决从一议。欲决此议，当论时之可否，理之曲直，算之多寡。诚使三者得失皆见于前，则弃守之议，可以一言而决也。何谓时之可否？方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，谅闇不言，恭默思道。太皇太后陛下览政帘帏之中，举天下事属之辅相。当此之时，安靖则有馀，举动则不足。利在绥抚，不利征伐。今若固守不与，西戎必至于争。甲兵一起，呼吸生变。缓急之际，何所咨决？况陕西、河东两路，比遭用兵之厄，民力困匮，疮痍未复，一闻兵事，无不狼顾。若使外患不解，内变必相因而起。此所谓时可弃而不可守，一也。何谓理之曲直？西戎近岁于朝廷本无大罪，虽梁氏废放其子，而夷狄外臣本不须治以中国之法。先朝必欲吊伐，但诛其罪人，存立孤弱，则虽犬羊之群，犹将伏以听命。今乃割其土地，作为城池，以自封殖。虽吾中国之人，犹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义也。曲直之辨，不言可见。盖古之论兵者，以直为壮，以曲为老。昔仁祖之世，元昊叛命，连年入寇，边臣失律，败亡相继。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，唯恐在后，虽捐骨中野，不以为怨。兵民竞劝，边守卒固。而中国徐亦自定，无土崩之势。何者？知曲在元昊，而用兵之祸，朝廷之所不得已也。顷自出师西讨，虽一胜一负，而计其所亡失，未若康定、宝元之多也。然而边人愤怨，天下咨嗟。土崩之忧，企足可待。何者？知曲在朝廷，非不得已之兵也。今若固守侵地，惜而不与，负不直之谤，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，臣恐边人自此有怨叛之志。此所谓理可弃而不可守，二也。何谓算之多寡？弃守之议，朝廷若举而行之，其势必有幸有不幸。然臣今所论，于守则言其幸，于弃则言其不幸，以效利害之实。今夫固守兰州，增筑堡寨，招置土兵。方其未成，而西戎不顺，求助北虏，并出为寇。屯戍日益，飞挽不继，贼兵乘胜，师丧国蹙。兰州不守，熙河危急，此守之不幸者也。割弃兰州，专守熙河，仓庾有素，兵马有备，戎人怀惠，不复作过。此弃之幸者也。二者臣皆不复言，何者？利害不待言而决也。若夫固守兰州，增筑堡寨，招置土兵，且耕且战。西戎怀怨，未能忘争，时出虏略，胜负相半。耕者不安，馈运难继，耗蠹中国，民不得休息。此守之幸者也。割弃兰州，专守熙河。西戎据兰州之坚城，道熙河之夷路，我师不利，复以秦、凤为境，修完废垒，复置烽候。人力既劳，费亦不小，此守之不幸者也。夫守之虽幸，然兵难一交，仇怨不解，屯兵馈粮，无有休日。熙河因此物价翔贵。见今守而不战，岁费已三百馀万贯矣。战若不止，戍兵必倍，粮草衣赐，随亦增广。民力不支，则土崩之祸或不可测也。弃之虽不幸，然所弃本界外无用之地。秦、凤之间，兵民习熟，近而易守，转输所至，如枕席之上。比之熙、兰，难易十倍。有守边之劳，而无腹心之患，与平日无异也。夫以守之幸，较弃之不幸，利害如此，而况守未必幸，而弃未必不幸乎？且朝廷以天地之量，赦其罪恶，归其侵疆，复其岁赐，通其和市。虽豺狼野心，能不愧耻？纵使酋豪内怀不顺，而国恩深厚，无以激怒其民。臣料一二年间，其势必未能举动。万一不然，而使中国之士，知朝廷弃已得之地，含垢为民，西戎背恩，彼曲我直。人怀此心，勇气自倍，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。天地且犹顺之，而况于人乎？故臣愿朝廷决计弃此，然后慎择名将，以守熙河。厚养属国，多置弓箭手。于熙、兰往还要路，为一大城，度可屯二三千人，以塞其入寇之道。于秦、凤以来多置番休之兵，以为熙河缓急救应之备。明敕将佐，缮完守备，常若寇至。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至，庶几可以无后患也。臣自闻西使复来，谨采众议，以三事参较利害，反覆详究，理无可疑。是以辄献狂言，惟陛下裁择，幸甚。

〔贴黄〕臣窃见二圣临御，除去烦苛。天下之民想见太平之风，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渐。若朝廷靳惜兰州等处，坚守不与，激令背畔，使边兵不解，百费复兴，则自前苛政，缘将复用。太平之期不可复望，深可痛惜。伏乞陛下与二三大臣详议其事，以天下安危为念，勿争尺寸之利，以失大计，则社稷之幸也。

臣窃闻议者或谓若弃兰州，则熙河必不可守；熙河不守，则西蕃之马无由复至，而夏戎必为蜀道之梗。臣谓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兰州之说，而非国之至计也。臣闻熙河属国，彊族甚多，朝廷养之极厚，必不愿为西戎所有。若帅臣能以恩信结之，统之以戍兵，贴之以弓箭手，又于熙、兰要路控以坚城，恐西戎未易窥伺，而西蕃之马何遽不至乎？至于蜀道之虞，自非秦、凤、阶、成等处荡然无城池兵马之备，则西戎岂敢轻为此计？臣谓此说亦空言而已。臣又闻说者谓韩缜昔与北朝商量河东地界，举七百里之地以畀之。近者台谏以此劾缜，缜由此罢相。故今朝廷议欲以兰州等处复与西戎，无敢主其议者。臣谓兰州等处与河东地界不可同日而语。河东地界，国之要地，祖宗相传，谁敢失坠？举而与人，非臣子之义。至于兰州等处本西戎旧地，得之有费无益。先帝讨其罪而取之？陛下赦其罪而归之，理无不可，不得以河东地界为比也。

右，臣伏见西夏倾自秉常之祸，人心离贰，梁氏与人多二族分据，东西厢兵马势力相敌，疑阻日深，入寇之谋，自此衰息。朝廷略加招纳，随即伏从。使介相寻，臣礼甚至。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来，始有桀心。出兵数万掩袭泾原，杀虏弓箭手数千人，复归巢穴。朝廷方事安众，难于用武，接以君臣之礼，加以册令之恩，特遣使人厚赐金币。戎狄兽心，敢为侮慢，辄以地界为词，不复入谢。至于坤成贺使，亦遂不遣。中外臣子闻者无不愤怒，思食其肉。臣忝备侍从，主忧臣辱，义不辞劳。况臣擢自小官，列于禁近。议论几事，既其本职；感激思报，宜异常人。是以冒昧献言，不避罪戾，庶几圣意由此感悟，虽被谴逐，臣不恨也。臣窃惟当今之务，以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，审行事之得失，然后料虏情之所在，定制敌之长算。诚使四者毕陈于前，羌戎小丑，势亦无能为也。董毡本与西夏世为仇雠，元昊之乱，仁宗赖其牵制。梁氏之篡，神宗籍其征讨。世效忠力，非诸蕃之比。乃者董毡老病，其相阿里骨擅其国事，与其妻契丹公主杀其二妻心牟氏。其大将鬼章及温溪心等皆心怀不服。阿里骨欺罔朝廷，自称董毡嗣子。朝廷不察情伪，不原逆顺，即以节钺付之。谋之不臧，患自此起。阿里骨既知失众，虐用威刑，众心日离。而鬼章自谓与阿里骨比肩一体，顾居其下，心常不悦。夏人乘此间隙，折节下之。先与阿里骨解仇结欢，令转说鬼章举兵入寇，复诱胁人多保忠，令于泾原窃发。党与既立，羽翼既成，是以敢肆狂言，以动朝听。向若阿里骨以董毡之死来告立嗣，朝廷因其所请，遍问鬼章、温溪心等以谁实当立。若众以阿里骨为可立，则既立之后，众必无词。若以为不可，则分董毡之旧秩，以三使额授此三人。阿里骨无侥倖之命，鬼章无怨望之意，则夏人无与为援，安能动摇？加以数年以来，朝廷本厌兵事，羌中测知此意，亦以自安。顷者忽命熙河点集人马，大城西关，仍云来年当筑龛谷。声实既暴，虏心不宁，举兵自强，衅亦由此。此所谓致寇之端由也。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祸，举兵诛讨，侵攘地界，为怨至深。羌虏之性，重于复雠。计其思报之心，未尝一日忘也。徒以丧乱相继，兵力凋残，陛下临御之初，意切怀纳，是以连年入贡，以休息其民。虽有恭顺之言，盖亦非其本意矣。假令犯顺，固犹有词。今朝廷因其承袭之后，赐之册命，捐金钱二十馀万缗以为之礼。彼既与我有君臣之分，然后可责以忠顺之节。朝廷此举于义甚长，而羌虏无谋，遂肆桀傲。内则其国中士民自知不直，必不为用；外则中国兵将皆有斗志，易以立功。曲直之几，于此始定。虽弃捐金币，以封殖寇雠，小人谓之失策；而分别曲直，以激励将士，智者谓之得计。此所谓行事之得失也。元昊本怀大志，长于用兵。亮祚天付凶狂，轻用其众。顷为边患，皆历岁年。然而国小力微，终以困毙。今梁氏专国，素与人多不协。内自多难，而欲外侮中原，料其奸谋，盖非元昊、亮祚之比矣。意谓二圣在位，恭默守成，仁泽之深，远近所悉。既无用武之意，可肆无厌之求。兰、会诸城，鄜、延五寨，好请不获，势胁必从。以为狂言一闻，求无不得。今朝廷既已渐为边备，益兵练将，则羌虏之心已乖本计。不过秋冬寒凉之后，小小跳梁，以尝试朝廷而已。若朝廷执意不摇，守边无失，则款塞请盟，本无愧耻。若朝廷用心不一，惟务求和，则求请百端，渐不可忍。此所谓虏情之所在也。凡欲应敌，必先正名。夏人初起邪谋，必有二说。其一以为慢词既达，则地界可得。无穷之请，因以滋彰。其二以为虽不得地，实亦无损。猖狂力屈，稍复求和，中国厌兵，势无不许。方其不逊，则张皇事势，夸示诸戎。及其柔伏，则略为恭顺，使中国黾俛而听。今朝廷遣兵积粟，地界之请固已不从。然而号令未明，逆顺未著。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惮用兵之意，无以折其奸心。又恐将来奸穷力屈，略修臣礼，便与讲和。要约不坚，必难持久。昔赵欲与秦为购，其谋臣虞卿以为从秦为购，不若从齐为购。于是东结齐人，而秦人自至。区区之赵，尚知出此，而况堂堂中国，畏避畜缩，媮于无事，不一分别曲直，而反听命于羌人哉？臣愿陛下明降诏书，榜沿边诸郡，其大意略曰：「夏国顷自亮祚丧亡，先帝举兵吊伐，既绝岁赐，复禁和市。羌中穷困，一绢之直至十馀千。又命沿边将吏，迭行攻讨。横山一带，皆弃不敢耕。穷守沙漠，衣食并竭，老少穷饿，不能自存。朕统御四海，均覆无外。闵此一方，穷而无告，遂敕诸道帅臣，禁止侵掠。自是近塞之田，始复耕垦。既通和市，复许入贡。使者一至，赐予不赀。贩易而归，获利无算。传闻羌中，得此厚利，父子兄弟，始有生理。朕犹念孤童幼弱，部族携贰，若非本朝赐之策命，假以宠灵，则何以威伏酋豪，保有疆土？是时朝士大夫咸谓夷狄反覆，心未可知，使者将行，言犹未已。朕有存亡继绝之志，欲修祖宗爵命诸侯之典，以为宁人负我，断而不疑。故遣使出疆，授以礼命。金钱币帛，相属于道。边人父老，观者太息。以为仁义之厚，古所未有。而狼子野心，饱而背德，不遣谢使，不贺坤成。朕以君道抚之，而不以臣礼报朕，天地所疾，将相咸怒。朕惟狂谋逆节，止其一二奸臣，国人何辜，当被杀戮？是以弭兵安众，未议攻讨。然而逆顺之理，不可不明。其令沿边诸将，饬励兵马，广为储峙，敢有犯塞，即杀无赦。彼既背逆天理，不有人祸，必有鬼诛。姑修吾疆，以待其变」。臣料此命一出，羌人愧畏，虽未即款伏，而奸计沮屈，无以号令其下。诸路兵民，知彼曲我直，人思致死，勇气一发，边声自倍，此必然之势也。今朝廷日夕备边，常若寇至。而但曲加隐忍，不降此命。使虏众一旦犯境，终亦不免交锋。若听臣此言，要之亦不出兵，坐而待敌，初无有异，而使士气感忿以思战，虏情知难而自屈。求和之请，其至必速。此所谓制敌之长算也。臣窃闻朝廷近已添屯兵将，增广边储，议绝和市，使熙河帅臣招来阿里骨、鬼章、温溪心、人多保忠等。此兵法所谓上兵伐谋，不战而屈人者。陛下若能饶之以金钱，而宽其绳墨，使将帅得尽其心，间谍得尽其力，则事无不成，而虏渐可制矣。然有一事，似非臣所得言者，但以蒙国厚恩，不敢不尽。昔熙宁、元丰之间，所行政令虽未必便民，然先帝操之以法，济之以威，是以令无不从，而事无不举。顷者朝廷削去苛法，施行仁政，可谓善矣。然而刑政不明，多行姑息。中外观望，靡然有纵弛怠惰之风。平居无事，姑以媮安可耳。今虏方不顺，胜负之变，盖未可知。缓急之际，威令无素，何以使众？臣谓宜因事正法，以明示天下。臣前所言去岁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，授以节制，致令鬼章怀愤入寇，夏人乘衅违命，此则当时宰相、枢密使副茍简无谋之罪也。近者泾原贼骑至者数万，杀略数千，斥候不明，备御不及。熙河贼退，经今累月，而杀伤焚荡之奏，至今未上。此则将帅弛慢，不畏朝廷之罪也。陛下恬不为怪，略无责问，政之不修，孰大于此？中外相视，以为疑怪。朝廷方将使人蹈白刃，赴汤火，臣有以知其不能矣。昔公孙弘为相，诸侯有逆谋，请归侯印以塞责。诸葛亮为相，任马谡不当，请自贬三等，以右将军领事。盖大臣体国，不惜身自降黜，为众行法。今陛下何不取去岁册命阿里骨与议大臣，不论去位在位，皆夺一官；至于两路将帅，虽寄任不改，而法不可废，皆使随罪行罚。以此号令四方，庶几知所畏惮。政修于朝廷之上，而敌人恐惧于千里之外，势之所至，不足怪也。今陛下未能正群臣，而望西羌之畏威，不可得矣。臣闻范仲淹守庆州，因葛怀敏之败，请以任将非人，因两府逊谢，损其勋爵而复其位，以激厉诸将，感慰边兵。时虽不用，而仲淹之言，至今惜之。臣虽不敏，究观往事，以为可施于今，不敢默已。小臣狂僭，斧钺之诛，无所逃避。惟陛下裁察，取进止。

〔贴黄〕或言阿里骨之请命与乾顺之嗣立，事体无异。今臣言册命乾顺为得策，而封拜阿里骨为失计，似言之未当者。臣以谓不然。阿里骨之请命，可否在我。而乾顺之嗣立，朝廷且不得而知，况能制其可否乎？故臣以乾顺之命为是，而以阿里骨之命为非，不为妄论也。

臣于去年尝再具劄子，论黄河涨水，于孙村出岸东流，本非东决。而吴安持、李伟等附会大臣，欺罔朝听，欲因此塞断北流，东复故道。差官调夫，于今年春首兴起大役，臣窃疾之。是以不避烦渎，越职献言，以为河北生灵，连岁灾伤，不宜轻有举动。乞陛下断之于心，力止其事。是时大臣固执前议，天听高远，言不能回。臣寻被命出使契丹，道过河北，见州县官吏，访以河事，皆以目相视，不敢正言。及今年正月，还自虏中，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，皆言近有朝旨，罢回河大役。命下之日，北京之人，驩呼鼓舞，以为二圣明见千里之外。虽或巧为障蔽，而天日所照，卒无能为。惟减水河役，迁延不止，耗蠹之事，十存四五。民间窃议，意大臣业已为此，势难遽回。既为圣鉴所临，要当迤逦尽罢。今月六日，果蒙圣旨，以旱灾为名，权罢修黄河，候今秋取旨。大臣覆奏，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。民方忧旱，皇皇之际，闻命踊跃，实荷圣恩。然臣窃详圣旨，不谓减水河必不可开，而托名旱灾，曲全大臣，不欲明指其过。而大臣复请遍罢诸河，以盖独罢减水之迹。上下相蒙，体实未便。何者？北流堤坊积岁不治。近来南宫、宗城等处决溢，皆由堤坊怯薄，夏秋水涨，势不能支。都水官吏窃幸其事，因以为回河减水之说。既不依常理兴功贴筑，甚者又大计闭塞决口功料，以形比孙村回河之费。意谓彼此费用相若，则孙村之役不为过当。由此北流之患，漫不禁止。臣昨过瀛、深、洺等州界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，数州之民受害尤甚。至于东流故道，地势积高，必不可复。所闻减水河虽不开掘，每岁涨水必由此行，岁岁淤高，往事可验。纵复开掘深广，河淤一上，势不复存。于此施功，显是枉费国力。而舍彼为此，欺罔可知。然臣之所忧，非特在此。何者？河流之不可复东，若使上下诚有不知，误兴大役，虽伤财害民，为患不小，而事有过误，于君臣之间，逆顺之际，未为大不便也。今者大臣之议，违众悖理，决不可为，而协力主张，胶固为一。去岁所罢，今岁复行。顺之者任用，违之者斥去，虽被圣旨，犹复迁就，以便其私。陛下之言，上合天意，下合民心。因水之性，功力易就，天语激切，中外闻者，或至泣下。而大臣奉行，不得其半。由此观之，则是大臣所欲，虽害物而必行；陛下所为，虽利民而不听。至于委曲回避，巧为之说，仅乃得行。君权已夺，国势倒植。臣所谓君臣之间，逆顺之际，大不便者，此事是也。董仲舒有言：「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。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」。今陛下既得其所闻知，然未能尊而行之。臣恐群臣顾望，有不为陛下用者矣。故臣愿陛下有所不知，知之必行；有所不行，行之必尽。黄河既不可复回，则先罢修河司，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流堤岸。罢吴安持、李伟都水监差遣，正其欺罔之罪，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。如此施行，不独河事就绪，天下臣庶，自此不敢以虚诳欺朝廷，弊事庶几渐去矣。臣待罪翰苑，身无言责，冒昧纳忠，讥诃贵近，罪合万死。然念顷自初任知县，蒙二圣非次拔擢，首尾五年，叨在禁近。恩德深重，群臣少比。臣而不言，天下无敢言者矣。斧钺之诛，所不敢避。取进止。

〔贴黄〕访闻修河司承受内臣郑居简近为黄河故道不可复行，不敢虚占本职请受，乞先罢任，已蒙朝廷允许。以此观之，显是修河司不消复存。其吴安持、李伟尚自贪禄怙权，未即引去。伏乞早赐罢免所有修河司见管职事，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挥，令河北转运司结绝。

访闻修河司妄举大役，略无所益，而费用钱粮物科，万数不少。河北灾伤之后，极不易应副。纵是封桩钱物，亦出自民力，深可痛惜。臣欲乞委河北提转不干碍官，具前后所费用过数目结罪保明闻奏。所贵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实，今后慎于兴作。

臣窃见天下久安，士久不试，才者无以自见，缓急之际，朝廷不知所用。昔汉丞相王嘉忧世乏人，尝上书言：「前苏令起为盗，欲遣大夫问状，时见大夫无可使者，召盩厔令尹逢拜谏大夫遣之。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，宜畜养可成就者，则士赴难不爱其死。临事仓卒乃求，非所以明朝廷也」。臣以不才窃位，以为侍从近臣，诚及今闲暇，各举所知，朝廷得以稍加优异，则缓急宜有所补。臣窃见右通直郎林豫吏干强敏，长于应变，所至可纪。初任泉州惠安尉，以选捕获尤溪强劫贼二十四人，蒙恩转三官。次任签书亳州判官，复以选捕楚州涟水群盗，又获三十八人，累减六年磨勘，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。观其措置方略，颇得古人用兵之意。若蒙朝廷拔擢，更加试用，宜有可观。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，若令吏部随例注授，碌碌于外，异日欲有使令，不若素养之为善也。臣不胜区区采择众善，以补万一。取进止。

先君尝言：管仲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以桓公伯，孔子称其仁，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，使桓公死不得葬。曰：「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」！管仲身有三归。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，而不以为非，此固嫡庶争夺之祸所从起也。然桓公之老也，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，知诸子之必争，乃属世子于宋襄公。夫父子之间，至使他人与焉，智者盖至此乎？于乎，三归六嬖之害，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，无已，则人乎！《诗》曰：「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」。四方且犹顺之，而况于家人乎？《传》曰：「管仲病且死，桓公问谁可使相者，管仲曰：『知臣莫若君』。公曰：『易牙何如』？对曰：『杀子以适君，非人情，不可』。公曰：『开方何如』？曰：『倍亲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近』。公曰：『竖刁何如』？曰：『自宫以适君，非人情，难亲』。管仲死，桓公不用其言，卒近三子。二年而祸作」。夫世未尝无小人也，有君子以间之，则小人不能奋其智。《语》曰：「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」。岂必人人而诛之？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，而无以禦之，何益于事？内既不能治身，外复不能用人，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，使祸既已成，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。于乎殆哉！昔先君之论云尔。

昔吾先君博观古今议论，而以陆贽为贤。吾幼而读其书，其贤比汉贾谊，而详练过之。贽始以从官事唐德宗，老而为宰相，从之出奔，而与之反国，弥缝其阙，而济其危亡。比其老也，功业定矣，而卒毙于裴延龄之手，其故何也？孔子曰：「南人有言曰：『人而无常，不可以作巫医』。善人不常其德，或承之羞」。贽以有常之德，而事德宗之无常；以巫医之明，而治无常之疾，是以承其羞耳。帝即位之初，好名而贪功。河朔三叛，父子相袭三十年矣。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，田悦惊疑而起，朱滔、王武俊和之，帝使马燧、李抱真、李芃三将往迎其锋，胜负之势未决也。帝急于成功，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，李怀光举朔方之众，五将萃于魏郊，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。兵连祸结，常赋所不能赡，于是为之抽贯、算间架、贷商贾，空内以事外，关中已乱，而帝不知也。贽曰：「今两河、淮西为祸乱之首者，独四五凶人而已，臣料其间必有旁遭诖误、内畜危疑而计不能止者，未必皆处心积虑果于僭逆也，而况胁从之党乎？陛下若能招怀以礼，悔祸以诚，使来者必安，安者必久，人知获免，则谁愿复为恶者？纵有野心难驯，臣知从化者必过半矣」！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，忽其言不用。未几，而泾原畔卒之变起，仓皇避寇，半年而归，帝亦老而厌兵矣。于是行一切之政，专以姑息涵养藩镇。凡节度使死，将佐之得士心者，皆就命留后，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。宣武刘士宁以暴慢失众，其将李万荣因其出畋，闭门逐之。帝将命以其位，贽曰：「如士宁之恶，万荣弃而违之可也，讨而逐之可也，惟伺隙而纂取其位则不可。何者？方镇之臣，事多专制，欲加之罪，谁无词者？若使倾夺之徒，辄得其处，则四方诸将，无复安者矣。且万荣构乱之日，诸郡守将固非其同谋也，一城士众亦未必皆其党也。方成败逆顺之势交战于中，其肯捐躯与之同恶乎？今若选命贤将，降诏军中，奖万荣抚定之功，别加宠仕；褒将士辑睦之义，例赐恩赏。使众知保安，则谁肯复助其乱？万荣纵欲跋扈，势亦无所至矣」。帝方茍安无事，竟亦不许。由此观之，帝常持无常之心，故前勇而后怯；贽常持有常之心，故勇怯各得其当。然其君臣之间，异同至此，虽欲上下相保，不可得矣。会昌中，卢龙诸将连害帅臣，最后张绛杀陈行泰。宰相李德裕以为河朔请帅，皆报下太速，故军得以安。若稍缓之，必且有变。既而回鹘乌介可汗扰天德塞，军使张仲武请以本军击之，德裕问知仲武可用，言之武宗，举以为帅。张绛既为其下所杀，而仲武遂以功名终。德裕之谋，则贽之故智也。然帝之出也，以陈京、赵赞，而贽之逐也，以程异、裴延龄。其祸皆出于聚歛之臣，贽之贤非不知也。帝归自兴元，贽因事言曰：「齐桓公自莒入齐，伯业既成，而管仲以不忘在莒为戒。卫献公自齐还卫，诸大夫逆诸境者，执其手而与之言；逆于门者，颔之而已。戒心之易忘，而骄心之易生，齐、卫之君，陛下之蓍龟也」。贽言虽切，而帝终不改。吾以为使贽反国，而为鸱夷子皮浮舟而去，则其君臣之间，超然无后患，然后可以言智矣哉！

汉哀帝自诸侯为天子，方其在国，好礼节俭，知成帝优容舅家，权夺于王氏。及即位，收揽威柄，朝廷竦然，庶几于治。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，僭窃名号，始失天下心。帝复宠任倖臣董贤，位至三公，富拟帝室。虽欲贬损王氏，而身既失德，朝无名臣，所以资之者多矣。《诗》曰：「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。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」。二者帝皆失之，其若王氏何？方帝之崩也，王太后召大司马贤，引见东厢，问以丧事调度。贤内忧不能对，免冠谢。太后曰：「新都侯莽，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，晓习故事，吾令莽助君」。贤顿首幸甚。莽既至，使尚书劾免贤，贤即日自杀。王氏代汉之祸实成于此。昔高帝寝疾，有吕氏之忧。吕后问以后事，帝曰：「陈平智有馀，然难独任。王陵少戆，可以助之。周勃厚重少文，然安刘氏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」。及产、禄之变，王陵争之于前，平、勃定之于后，皆如高帝所虑。文帝末年，有七国之忧，戒太子曰：「即有缓急，周亚夫可任将兵」。及吴楚之变，亚夫为大将，破之数月之间，亦如文帝所虑。今王氏之乱，与吕氏、七国等耳，而哀帝无其人，汉遂以亡。非特天命，盖人谋也。

泰伯以国授王季，逃之荆蛮，天下知王季、文、武之贤，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远矣。故曰：「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，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」。子瞻曰：「泰伯断发文身，示不可用，使民无得而称之，有让国之实而无其名，故乱不作。彼宋宣、鲁隐皆存其实而取其名者也，是以宋、鲁皆被其祸」。予以为不然。人患诚，诚无争心，苟非豺狼，孰不顺之？鲁之祸始于摄，而宋之祸成于好战，皆非让之过也。汉东海王彊以天下授显宗，唐宋王成器以天下让玄宗，兄弟终身无间言焉，岂亦断发文身？子贡曰：「泰伯端委以治吴，仲雍继之，断发文身」。孰谓泰伯断发文身示不可用者？太史公以意言之耳。

「夫《乾》，天下之至健也，德行常易以知险。夫《坤》，天下之至顺也，德行常简以知阻」。《乾》之健，《坤》之顺，皆其材之自然也。譬如鸟之能飞，鱼之能游，非有使之者也。《乾》以其健济天下之险，《坤》以其顺济天下之阻，皆有馀矣。然而或亦不济，如鸟之能飞而困于弋，鱼之能游而毙于网。健顺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。且天下之险阻果安在乎？物固有强弱，有远近，有高下，有好恶，有向背，有取舍。此争之端，而阴阻之所出也。方其不争，乘之以至健，和之以至顺，无不济也。遇其方争，健能胜之，顺能说之，尚可也。不能胜，不能说，而险阻作矣。然则何为而可？《易》曰：「夫《乾》确然，示人易矣。夫《坤》隤然，示人简矣」。健而无心者，其德易，其形确然。顺而无心者，其德简，其形隤然。易简积于中，而确然隤然者著于外。吾信之，物安之，虽险阻在前而无不知，知之至则涣然冰释，无能为矣。此则易简之功，而非健顺之所及也。《易》曰：「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」。物得其理，则吾何为哉？亦位于其中而已矣。

臣闻圣人之为天下，不务逆人之心。人心之所向，因而顺之；人心之所去，因而废之。故天下乐从其所为。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于天下，不得已而后有所矫拂而不用，盖非以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顺适其意也。昔生民之初，生而有饥寒牝牡之患。饮食男女之际，天下之所同欲也。而圣人不求绝其情，又从而为之节文，教之炮燔、烹饪、嫁娶、生养之道，使皆得其志，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。后世有小丈夫不达其意之本末，而以为礼义之教，皆圣人之所作为以制天下之非僻。徒见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礼义之法，乃欲务矫天下之情，置其所好，而施其所恶。此何其不思之甚也！且虽圣人不能有所特设以驱天下，盖因天下之所安，而遂成其法。如此而已。如使圣人而不与天下同心，违众矫世以自立其说，则天下几何不叛而去也？今之说者则不然，以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国之公事，而国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。分而异之，使天下公私之际，譬如吴越之不可以相通。不恤人情之所不安，而独求见其所为至公而无私者。盖事之不通，莫不由此之故。今夫人之情，非其所乐而强使为之，则皆有怏怏不快之心，是故所为而无成，所在而不称其职。臣闻方今之制，吏之生于南者，必置之北；生于东者，必投之西；岭南吴越之人，而必使冒苦寒、践霜雪以治燕赵之事；秦、陇、蜀汉之士，而必使涉江湖、冲雾露以守扬越之地。虽其上之人逼而行之，无所不从，而行者望其所之，怨叹咨嗟不能以自安。吏卒送迎于道路，远者涉数千里，财用殚竭，困弊于外。既至而好恶不相通，风俗不相习，耳目之所见，饮食之所便，皆不得其当。譬如侨居于他乡，其心常屑屑而不舒，数日求去，而不肯虑长久之计。民不喜其吏，而吏不善其俗，二者相与龃龉而不合，以不暇有所施设。而吏之生于其地者，莫不自以为天下之所不若。而今之法，为吏者不得还处其乡里，虽百里之外，亦辄不可。而又以京师之所在而定天下之远近之次，凡京师之人所谓近者，皆四方之所谓至远；而京师之所谓远者，或四方之所谓近也。今欲以近优累劳之吏，而不知其有不乐者，为此之故也。且夫人生于乡闾之中，其亲戚坟墓不过百里之间。至于千里之内，则譬如道路之人，亦何所施其私？而又风俗相安，上下相信，知其利害，而详其好恶。近者安处其近，而远者乐得其远，二者各获其所求，而无汲汲之心。耳目开明，而心不乱，可以容有所立。凡此数者，盖亦无损于国矣。而特守此区区无益之公，此岂王者之意哉？且三代之时，九州之中，建国千有八百。大者不过百里，而小者数十里。数十里之间，其民之为士者有之，为大夫者有之，凡所以治其国人者，亦其国人也。安得异国之人而后用哉？臣愚以为如此之类，可一切革去，以顺天下之欲。今使天下之吏皆同为奸，则虽非其乡里，而亦不可有所优容。茍以为可任，则虽其父母之国，岂必多置节目以防其弊？而况处之数百千里之间哉！

予兄子瞻谪居海南。四年春正月，今天子即位，推恩海内，泽及鸟兽。夏六月，公被命渡海北归。明年，舟至淮浙。秋七月被病，卒于毗陵。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，其君子相吊于家。讣闻四方，无贤愚皆咨嗟出涕，太学之士数百人，相率饭僧慧林佛舍。呜呼，斯文坠矣，后生安所复仰！公始病，以书属辙曰：「即死，葬我嵩山下，子为我铭」。辙执书哭曰：「小子忍铭吾兄」！公讳轼，姓苏，字子瞻，一字和仲，世家眉山。曾大父讳杲，赠太子太保；妣宋氏，追封昌国太夫人。大父讳序，赠太子太傅；妣史氏，追封嘉国太夫人。考讳洵，赠太子太师；妣程氏，追封成国太夫人。公生十年，而先君宦学四方，太夫人亲授以书。闻古今成败，辄能语其要。太夫人尝读《东汉史》，至《范滂传》，慨然太息。公侍侧曰：「轼若为滂，夫人亦许之否乎」？太夫人曰：「汝能为滂，吾固不能为滂母耶」？公亦奋厉有当世志。太夫人喜曰：「吾有子矣」。比冠，学通经史，属文日数千言。嘉祐二年，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，疾时文之诡异，思有以救之。梅圣俞时与其事，得公《论刑赏》以示文忠。文忠惊喜，以为异人，欲以冠多士。疑曾子固所为，子固，文忠门下士也，乃寘公第二。复以《春秋》对义居第一，殿试中乙科，以书谢诸公。文忠见之，以书语圣俞曰：「老夫当避此人，放出一头地」。士闻者始哗不厌，久乃信服。丁太夫人忧，终丧。五年，授河南福昌主簿，文忠以直言荐之。秘阁试六论，旧不起草，以故文多不工。公始具草，文义粲然，时以为难。比答制策，复入三等。除大理评事，签书凤翔府判官。长吏意公文人，不以吏事责之。公尽心其职，老吏畏伏。关中自元昊叛命，人贫役重，岐下岁以南山木筏，自渭入河，经底柱之险，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。公遍问老校，曰：「木筏之害，本不至此，若河、渭未涨，操筏者以时进止，可无重费也。患其乘河、渭之暴，多方害之耳」。公即修衙规，使衙前得自择水工，筏行无虞。仍言于府，使得系籍，自是衙前之害减半。治平二年，罢还，判登闻鼓院。英宗在藩闻公名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。宰相限以近例，欲召试秘阁。上曰：「未知其能否故试，如苏轼有不能耶」？宰相犹不可，及试二论，皆入三等，得直史馆。丁先君忧。服除，时熙宁二年也。王介甫用事，多所建立，公与介甫议论素异，既还朝，寘之官告院。四年，介甫欲变更科举，上疑焉，使两制三馆议之。公议上，上悟曰：「吾固疑此，得苏轼议，意释然矣」。即日召见，问：「何以助朕」？公辞避久之，乃曰：「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，听言太广，进人太锐，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，然后应之」。上竦然听受，曰：「卿三言，朕当详思之」。介甫之党皆不悦，命摄开封推官，意以多事困之。公决断精敏，声问益远。会上元，有旨市浙灯，公密疏，旧例无有，不宜以玩好示人，即有旨罢。殿前初策进士，举子希合，争言祖宗法制非是。公为考官，退拟答以进，深中其病。自是论事愈力，介甫愈恨。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，穷治无所得。公未尝以一言自辨，乞外任避之，通判杭州。是时，四方行青苗、免役、市易，浙西兼行水利、盐法。公于其间，常因法以便民，民赖以少安。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，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库，乘势骄横，至与钤辖亢礼。公使人谓之曰：「远夷慕化而来，理必恭顺。今乃尔暴恣，非汝导之，不至是也。不悛当奏之」。押伴者惧，为之小戢。使者发币于官吏，书称甲子。公却之曰：「高丽于本朝称臣，而不禀正朔，吾安敢受」？使者亟易书称熙宁，然后受之。时以为得体。吏民畏爱，及罢去，犹谓之学士，而不言姓。自杭徙知密州，时方行手实法，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，又使人得告其不实。司农寺又下诸路，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。公谓提举常平官曰：「违制之坐，若自朝廷，谁敢不从？今出于司农，是擅造律也，若何」？使者惊曰：「公姑徐之」。未几，朝廷亦知手实之害，罢之。密人私以为幸。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。安抚、转运司忧之，遣一三班使臣，领悍卒数十人，入境捕之。卒凶暴恣行，以禁物诬民，入其家争斗至杀人，畏罪惊散，欲为乱。民诉之，公投其书不视，曰：「必不至此」。溃卒闻之少安。徐使人招出，戮之。自密徙徐，是时河决曹村，泛于梁山泊，溢于南清河，城南两山环绕，吕梁、百步扼之，汇于城下。涨不时泄，城将败，富民争出避水。公曰：「富民若出，民心动摇，吾谁与守？吾在是，水决不能败城」。驱使复入。公履屦杖策，亲入武卫营，呼其卒长，谓之曰：「河将害城，事急矣，虽禁军，宜为我尽力」。卒长呼曰：「太守犹不避涂潦，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」。执梃入火伍中，率其徒短衣徒跣，持畚锸以出，筑东南长堤，首起戏马台，尾属于城。堤成，水至堤下，害不及城，民心乃安。然雨日夜不止，河势益暴，城不沉者三板。公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，使官吏分堵而守，卒完城以闻。复请调来岁夫，增筑故城，为木岸，以虞水之再至，朝廷从之。讫事，诏褒之，徐人至今思焉。徙知湖州，以表谢上。言事者擿其语以为谤，遣官逮赴御史狱。初，公既补外，见事有不便于民者，不敢言，亦不敢默视也。缘诗人之义，托事以讽，庶几有补于国。言者从而媒檗之。上初薄其过，而浸润不止，是以不得已从其请。既付狱吏，必欲寘之死，锻鍊久之，不决。上终怜之，促具狱，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。公幅巾芒屩，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，筑室于东坡，自号东坡居士。五年，上有意复用，而言者沮之。上手札徙汝州，略曰：「苏轼黜居思咎，阅岁滋深，人材实难，不忍终弃」。未至，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，有田在常，愿得居之。书朝入，夕报可。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。会晏驾，不果复用。至常，以哲宗即位，复朝奉郎、知登州。至登，召为礼部郎中。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，二人冰炭不相入。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，君实苦之，求助于公。公见子厚曰：「司马君实时望甚重。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，法正曰：『靖之浮誉，播流四海，若不加礼，必以贱贤为累』。先主纳之，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，况君实乎」？子厚以为然，君实赖以少安。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，除起居舍人。公起于忧患，不欲骤履要地，力辞之，见宰相蔡持正自言，持正曰：「公徊翔久矣，朝中无出公右者」。公固辞。持正曰：「今日谁当在公前者」？公曰：「昔林希同在馆中，年且长」。持正曰：「希固当先公耶」？卒不许。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。元祐元年，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即改赐银绯。二年，迁中书舍人。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。差役行于祖宗之世，法久多弊。编户充役不习，官府吏虐使之，多以破产。而狭乡之民，或有不得休息者。先帝知其然，故为免役，使民以户高下出钱，而无执役之苦。行法者不循上意，于雇役实费之外，取钱过多，民遂以病。若量出为入，毋多取于民，则足矣。君实为人，忠信有馀，而才智不足，知免役之害，而不知其利，欲一切以差役代之。方差官置局，公亦与其选，独以实告，而君实始不悦矣。尝见之政事堂，条陈不可。君实忿然，公曰：「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公为谏官，争之甚力，魏公不乐，公亦不顾，轼昔闻公道其详。岂今日作相，不许轼尽言耶」？君实笑而止。公知言不用，乞补外，不许。君实始怒，有逐公意矣，会其病卒乃已。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，皆希合以求进，恶公以直形己，争求公瑕疵。既不可得，则因缘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，公自是不安于朝矣。寻除翰林学士。二年，复除侍读。每进读至治乱盛衰、邪正得失之际，未尝不反覆开导，觊上有所觉悟。上虽恭默不言，闻公所论说，辄首肯喜之。三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会大雪苦寒，士坐庭中，噤不能言。公宽其禁约，使得尽其技。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，过为凌辱。公以其伤动士心，亏损国体，奏之。有旨送内侍省挞而逐之，士皆悦服。尝侍上读祖宗宝训，因及时事，公历言今赏罚不明，善恶无所劝沮；又黄河势方西流，而强之使东；夏人寇镇戎，杀掠几万人，帅臣掩蔽不以闻，朝廷亦不问。事每如此，恐寖成衰乱之渐。当轴者恨之。公知不见容，乞外任。四年，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。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，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，大臣议逐之岭南。公密疏言：朝廷若薄确之罪，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；若深罪确，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。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，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，则仁孝两得矣。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。公出郊未发，遣内侍赐龙茶、银合，用前执政恩例，所以慰劳甚厚。及至杭，吏民习公旧政，不劳而治。岁适大旱，饥疫并作，公请于朝，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，故米不翔贵，复得赐度僧牒百，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方春，即减价粜常平米，民遂免大旱之苦。公又多作饘粥、药剂，遣吏挟医分坊治病，活者甚众。公曰：「杭，水陆之会，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」。乃裒羡缗得二千，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，以作病坊，稍畜钱粮以待之，至于今不废。是秋复大雨，太湖泛溢害稼。公度来岁必饥，复请于朝，乞免上供米半，又多乞度牒以籴常平米，并义仓所有，皆以备来岁出粜，朝廷多从之。由是吴、越之民复免流散。杭本江海之地，水泉咸苦，居民稀少，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，民足于水，故井邑日富。及白居易复浚西湖，放水入运河，自河入田，所溉至千顷。然湖水多葑，自唐及钱氏，岁辄开治，故湖水足用。近岁废而不理，至是，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馀丈，而水无几矣。运河失湖水之利，则取给于江潮，潮浑浊多淤，河行阛阓中，三年一淘，为市井大患，而六井亦几废。公始至，浚茅山、盐桥二河。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，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。复造堰闸，以为湖水畜泄之限，然后潮不入市。且以馀力复完六井，民稍获其利矣。公间至湖上，周视良久，曰：「今欲去葑田，葑田如云，将安所寘之？湖南北三十里，环湖往来，终日不达，若取葑田积之湖中，为长堤以通南北，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。吴人种菱，春辄芟除，不遗寸草，葑田若去，募人种菱，收其利以备修湖，则湖当不复堙塞」。乃取救荒之馀，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。复请于朝，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。堤成，植芙蓉杨柳其上，望之如图画，杭人名之苏公堤。杭僧有净源者，旧居海滨，与舶客交通牟利，舶至高丽，交誉之。元丰末，其王子义天来朝，因往拜焉。至是源死，其徒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，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。祭讫，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、太皇太后寿。公不纳，而奏之曰：「高丽久不入贡，失赐予厚利，意欲来朝矣，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，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，礼意鲜薄，盖可见矣。若受而不答，则远夷或以怨怒；因而厚赐之，正堕其计。臣谓朝廷宜勿与知，而使州郡以理却之。然庸僧猾商，敢擅招诱外夷，邀求厚利，为国生事，其渐不可长，宜痛加惩创」。朝廷皆从之。未几，高丽贡使果至。公按旧例，使之所至，吴、越七州，实费二万四千馀缗，而民间之费不在，乃令诸郡量事裁损。比至，民获交易之利，而无侵挠之害。浙江潮自海门东来，势如雷霆。而浮山峙于江中，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，洄洑激射，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。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，并山而东，凿为运河，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馀里，以达于江，又并山为岸，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，自浦北折抵小岭，凿岭六十五丈，以达于岭东古河，浚古河数里，以达于龙山运河，以避浮山之险，人皆以为便。奏闻，有恶公成功者。会公罢归，使代者尽力排之，功以不成。公复言：三吴之水，潴为太湖。太湖之水，溢为松江以入海。海日两潮，潮浊而江清，潮水尝欲淤塞江路。而江水清驶，随辄涤去，海口尝通，则吴中少水患。昔苏州以东，公私船皆以篙行，无陆挽者。自庆历以来，松江大筑挽路，建长桥以扼塞江路，故今三吴多水，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。亦不果用，人皆恨之。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，有德于其人，家有画像，饮食必祝，又作生祠以报。六年，召入为翰林承旨，复侍迩英。当轴者不乐，风御史攻公。公之自汝移常也，授命于宋，会神考晏驾，哭于宋，而南至扬州。常人为公买田，书至，公喜作诗，有「闻好语」之句。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，乞加深谴。然诗刻石有时日，朝廷知言者之妄，皆逐之。公惧，请外补，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。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，吏不究本末，决其陂泽，注之惠民河，河不能胜，则陈亦多水。至是又将凿邓艾沟，与颍河并。且凿黄堆，注之于淮，议者多欲从之。公适至，遣吏以水平准之。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，若凿黄堆，淮水顾流浸州境，决不可为，朝廷从之。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，群党惊劫，杀变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。朝廷以名捕不获，被杀者噤不敢言。公召汝阴尉李直方，谓之曰：「君能擒此，当力言于朝，乞行优赏；不获，亦以不职奏免君矣」。直方退，缉知群盗所在，分命弓手往捕其党，而躬往捕遇。直方有母年九十，母子泣别而行，手戟刺而获之。然小不应格，推赏不及。公为言于朝，请以年劳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。朝廷不从。其后吏部以公当迁，以符会公考，公自谓已许直方，卒不报。七年，徙扬州。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，听操舟者私载物货，征商不得留难。故操舟者富厚，以官舟为家，补其弊漏，而周船夫之乏困，故其所载，率无虞而速达。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，一切不许，故舟弊人困，多盗所载以济饥寒，公私皆病。公奏乞复故，朝廷从之。未阅岁，以兵部尚书召还，兼侍读。是岁，亲祀南郊，为卤簿使，导驾入太庙，有贵戚以其车从争道，不避仗卫，公于车中劾奏之。明日，中使传命申敕有司，严整仗卫。寻迁礼部，复兼端明殿、翰林侍读二学士。高丽遣使请书于朝，朝廷以故事尽许之。公曰：「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，犹不肯与，今高丽所请，有甚于此，其可予之乎」？不听。公临事必以正，不能俯仰随俗，乞守郡自劾。八年，以二学士知定州。定久不治，军政尤弛，武卫卒骄惰不教，军校蚕食其廪赐，故不敢呵问。公取其贪污甚者，配隶远恶，然后缮修营房，禁止饮博。军中衣食稍足，乃部勒以战法，众皆畏伏。然诸校多不自安者，有卒史复以赃诉其长，公曰：「此事吾自治则可，汝若得告，军中乱矣」。亦决配之，众乃定。会春大阅，军礼久废，将吏不识上下之分，公命举旧典，元帅常服坐帐中，将吏戎服奔走执事。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，耻之，称疾不出。公召书吏作奏，将上，光祖震恐而出，讫事，无敢慢者。定人言，自韩魏公去，不见此礼至今矣。北戎久和，边兵不试，临事有不可用之忧，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，以战射自卫，犹号精锐。故相庞公守边，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，出入赏罚，缓急可使。岁久法弛，复为保甲所挠，渐不为用。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，长吏以时训劳，不报，议者惜之。时方例废旧人，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，直书其罪，诬以谤讪，绍圣元年，遂以本官知英州。寻复降一官，未至，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。公以侍从齿岭南编户，独以少子过自随，瘴疠所侵，蛮蜑所侮，胸中泊然无所蒂芥。人无贤愚，皆得其欢心，疾苦者畀之药，殒毙者纳之竁。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，惠人爱敬之。居三年，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，四年，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。昌化非人所居，食饮不具，药石无有，初僦官屋以庇风雨，有司犹谓不可，则买地筑室，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，为屋三间。人不堪其忧，公食芋饮水，著书以为乐，时从其父老游，亦无间也。元符三年，大赦，北还。初徙廉，再徙永，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，居从其便。公自元祐以来，未尝以岁课乞迁，故官止于此，勋上轻车都尉，封武功县开国伯，食邑九百户。将居许，病暑，暴下，中止于常。建中靖国元年六月，请老，以本官致仕，遂以不起。未终旬日，独以诸子侍侧，曰：「吾生无恶，死必不坠。慎无哭泣以怛化」。问以后事，不答，湛然而逝，实七月丁亥也。公娶王氏，追封通义郡君，继室以其女弟，封同安郡君，亦先公而卒。子三人，长曰迈，雄州防禦推官，知河间县事。次曰迨，次曰过，皆承务郎。孙男六人，箪、符、箕、籥、筌、筹。明年闰六月癸酉，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。公之于文，得之于天。少与辙皆师先君，初好贾谊、陆贽书，论古今治乱，不为空言。既而读《庄子》，喟然叹息曰：「吾昔有见于中，口未能言，今见《庄子》，得吾心矣」。乃出《中庸论》，其言微妙，皆古人所未喻。尝谓辙曰：「吾视今世学者，独子可与我上下耳」。既而谪居于黄，杜门深居，驰骋翰墨，其文一变，如川之方至，而辙瞠然不能及矣。后读释氏书，深悟实相，参之孔、老，博辩无碍，浩然不见其涯也。先君晚岁读《易》，玩其爻象，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，以观其词，皆迎刃而解。作《易传》，未完，疾革，命公述其志。公泣受命，卒以成书，然后千载之微言，焕然可知也。复作《论语说》，时发孔氏之秘。最后居海南，作《书传》，推明上古之绝学，多先儒所未达。既成三书，抚之叹曰：「今世要未能信，后有君子，当知我矣」。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，率皆过人。有《东坡集》四十卷、《后集》二十卷、《奏议》十五卷、《内制》十卷、《外制》三卷。公诗本似李、杜，晚喜陶渊明，追和之者几遍，凡四卷。幼而好书，老而不倦，自言不及晋人，至唐褚、薛、颜、柳，髣髴近之。平生笃于孝友，轻财好施。伯父太白早亡，子孙未立，杜氏姑卒未葬。先君没，有遗言。公既除丧，即以礼葬姑。及官可荫补，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。其于人，见善称之如恐不及，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；见义勇于敢为，而不顾其害。用此数困于世，然终不以为恨。孔子谓伯夷、叔齐古之贤人，曰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」？公实有焉。铭曰：

苏自栾城，西宅于眉。世有潜德，而人莫知。猗欤先君，名施四方。公幼师焉，其学以光。出而从君，道直言忠。行险如夷，不谋其躬。英祖擢之，神考试之。亦既知矣，而未克施。晚侍哲皇，进以诗书。谁实间之？一斥而疏。公心如玉，焚而不灰。不变生死，孰为去来。古有微言，众说所蒙。手发其枢，恃此以终。心之所涵，遇物则见。声融金石，光溢云汉。耳目同是，举世毕知。欲造其渊，或眩以疑。绝学不继，如已断弦。百世之后，岂其无贤？我初从公，赖以有知。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。皆迁于南，而不同归。天实为之，莫知我哀。

法者天下之平也，虽天子之尊，不敢以喜怒而轻重，况于人臣乎？为人臣者茍欲废法，以私恣喜怒，则上窃国柄，下贻民患，其祸非小也。按礼部尚书苏轼，天资凶险，不顾义理，言伪而辨，行僻而坚，故名足以惑众，智足以饰非，所谓小人之雄，而君子之贼者也。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，寘之于侍从之列，出守大藩，固宜奉法循理，而乃专以喜怒之私，轻废朝廷之制。昨知颍州日，违法令都厅置簿拘收赏钱，不依条例，妄行费用。及失入丁真配罪，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发，取勘干系官吏。轼已移扬州，又入为兵部尚书矣，乃敢蓦越申陈，致朝廷徇其所请，将监司按发公事，指挥不得取勘，致令迁延该赦。考轼之意，特欲姑息小人，盖庇旧吏，以沮坏法令而已。轼前知杭州日，有百姓颜益、颜章，以受纳官不肯领绢，率众人论诉，非有大过也，轼不遵法令，判令刺配。虽尝自劾，蒙朝廷放罪，而轼之所喜，虽监司按发公事，乃妄陈横议，令不得取勘；轼之所怒，虽所犯止于杖罪，乃判令刺配，此何道也！《书》曰：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。臣有作福作威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」。盖言威福之柄，惟人君可以专之也。轼为人臣，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，原其不遵法令之意，盖有轻蔑朝廷之心，其不忠之罪大矣！轼自进用以来，援引党与，分布权要，附丽者力与荐扬，违迕者公行排斥。昨荐王巩，既除宗正寺丞，又通判扬州，竟以不持行检败。近者荐林豫，自东排岸，不问资序，遂差知通利军。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，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，皆轼力为援引，遂至于此。至如秦观，亦轼之门人也，素号獧薄。昨除秘书省正字，既用言者罢矣，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。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，惟知有轼，而不知有朝廷也。为人臣而招权植党至于如此，其患岂小哉！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，此乃祖宗朝故事，且屡尝赐书与之矣，轼乃拒违诏旨，极言不可。及都省批送礼部，令吏人上簿，固非重责也，轼乃盖庇吏人，力陈强辨，期必胜而后止。夫都省总领六曹，自有上下之分，岂有论事不当，尚敢力争？原其凌轹都省之意，乃有轻视朝廷之心，其不忠之罪又可见矣。轼在先朝，恣为歌诗，谤讪朝政，有司推治，实迹具存，众皆以为罪在必死，独先帝怜之，止从轻典，送黄州安置。先帝之于轼可谓有再造之恩矣，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之。轼不能感戴厚恩，而乃内怀怨望。二圣、陛下临御之初，以轼为中书舍人，轼因行制诰，公然指斥先帝时事，略无忌惮，传播四方。士大夫读之，有识者为之痛心，有志者为之扼腕。考轼之意，特欲刺讥先帝，以摅平昔之愤尔。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曰：「乃者役钱贷息之敝，民兵马政之劳，萃于北方」。又云：「河溢为灾，老幼奔走，流离道路，十年于此矣。呜乎，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，使复其旧乎」！夫宣王承厉王之后，万民离散，不安其居，而能劳来安集之，故见于《鸿雁》之诗。先帝时，北方安得有「老幼奔走、流离道路」之事？谓缘役钱贷息、民兵马政以致天灾，必待陛下然后能遣使以劳来安集，是以先帝方何代乎？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！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：「乃者法病于烦，官失其守，盗贼多有，狱市纷然」。夫先帝明慎用刑，哀矜庶狱，始复大理寺、刑部详定，及三省点检狱案之制，安得「法病于烦，官失其守」遂至于「盗贼多有，狱市纷然」，惟汉武帝时暴征远戍，于是盗贼竞起，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，此乃可谓纷扰，先帝时何尝闻有此也？轼为此言，是以先帝方何代乎？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！轼行刘谊知韶州诰云：「尔昔为使者，亲见民病，尽言而不讳，阨穷而不悯。安知有今日之报乎」！夫刘谊得罪于先帝，自以职在奉行法度，有所不至，当公论之，而乃张皇上书，用此罢江西提举，安得为「尽言」乎？至于「安知有今日之报」，此语尤不忍闻。陛下奉承宗庙，当有以显扬先帝之鸿业休德，岂欲报先帝得罪之人乎？轼行唐义问除河北转运使诰云：「朕修赋役之法，黜聚歛之吏，去薄从忠，务以养民」。夫先帝立法，岂不欲养民邪？先帝用人，岂不欲去刻薄而从忠厚邪？今以为「务以养民」，是指先帝之不能养民也；今以为「黜聚歛之吏」，是指先帝用聚歛之吏也。轼行贬吕惠卿诰云：「茍有蠹国以害民，率皆攘臂而称首」。夫先帝立法，乃欲与天下同利，岂有先帝之圣神英睿，冠绝百王如此，而乃肯从蠹国害民之谋乎？轼所行制诰皆在舍人院，愿陛下试取而观之。盖有声述不尽者，臣请以常人论之。对人之子，詈人之父，犹且义不胜诛，况轼职代王言，而实诋先帝，按之以法，当如何哉？陛下奉承先帝之宗庙，岁时荐享，未尝不怀怵惕霜露之感；今乃使讥刺先帝之人列于侍从，寘在朝廷，臣恐先帝之威灵在天，亦当垂愤怒也。使轼当今日，得保首领，已为幸矣，今乃骤迁之，亟用之，唯恐不及，臣恐天下之人亦有以议陛下也。昔杨恽以「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」之语讥刺汉朝，宣帝尚戮于市。窃以讥刺朝廷，其罪小，至于讥刺宗庙，则其恶不可容矣。陛下以轼为有大功而不敢治，则轼自擢用以来，未闻有毫发之功也。以轼为有厚德而不可贬，则轼之行己，贪污积恶，靡所不有。至如结托常州宜兴知县李去盈，强买姓曹人抵当田产，致其人上下论诉，进状者凡八年，方与断还。其秽恶之迹则未敢上渎圣聪，不可谓有德者也。自轼进用，人望其改过自新，而乃恣为喜怒，自擅威福，援引朋党，紊乱纪纲，公行制诰，指斥先朝，原其不敬宗庙之意，乃有轻视陛下之心。然而累年于兹，人不敢言者，以辙身为执政，朋党亲戚布在要路，权势熏灼内外，能立致人于祸患，故畏惮而不敢言尔。臣虽至愚，非不知言发则祸至，然而义激于中，不能自止，故力为陛下言之。望赐英断，上以释先帝之谤议，次以正今日之典刑。仍令中书省削去轼所行诰辞言涉刺讥者，以示人臣大不恭之戒。